近日,河北省邯鄲市雞澤縣吳官營鄉的多位鄉鎮包村幹部和當地村幹部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反映:從2012年開始,該鄉黨委政府竟“不按實情按人頭”向各村攤派“超生費”任務。(4月4日《中國青年報》)
  說起“超生費”,想必大部分人不會陌生。前段時間,“負面典型”張藝謀就為公眾“普及”了有關“超生費”的眾多規定。所謂“超生費”,即社會撫養費,是我國為控制人口增長而採取的一項經濟限制措施。鑒於實際國情,政策初衷公眾都能理解,然而在實際執行中,“跑偏”現象卻時常發生。
  村幹部的“苦水”,揭開了雞澤縣吳官營鄉“超生費”背後的故事。透過他們手中的“計劃生育任務表”,輕鬆表明瞭“超生費”的任務一說。既然是任務,當要完成,而鄉政府欲完成的“手段”卻令人眼花繚亂。一來“胡蘿蔔加大棒”:完成任務則返村15%,完不成任務則截留“黨建經費”抵頂;二來“殺雞儆猴”:郭莊村黨支部書記李某因為沒有完成“徵費任務”被免職。為了敷衍上級任務,村幹部無奈之下出資墊付“超生費”已成普遍現象。
  國家早已明文規定“不得向鄉鎮、村或個人下達社會撫養費征收指標”,為何當地膽敢公開逆行?400萬超生費被打入鄉黨委書記已離職司機的個人賬戶,這似乎已作了一個解答。
  實行“超生費”政策,本是欲通過經濟杠桿制止“超生”行為,然而卻讓某些人看到了背後的“發財良機”。通過手中現成的權力運行“平臺“,將“超生費”化妝成一種政治任務,逐級分攤到村社、人頭,如此“聰明”的方式怎能不叫“絕”?不過不是絕妙的“絕”,而是慘絕人寰的“絕”。打著國家政策的旗號變相斂財,“超生費”任務,不過就是權力誕下的一個“怪胎”而已。
  關於“權力”,它已不知不覺被社會百態賦予了多種新的後綴。“權力變現”、“權力自肥”、“權力尋租”等等說法背後,都隱藏了多多少少令人心酸的情節。如今,因“超生費”任務聯想到的“權力怪胎”一說,不知又能讓人心疼多久。
  應該慶幸的是,另一種說法已然出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已成為時代最強音。我們希望,在象徵希望的胎兒身上,從此能少點權力的“符號”。
  文/冬月禾  (原標題:“超生費”任務,權力誕下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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